重新成為 異鄉人
讀鄧湘漪《流亡日日》
讀鄧湘漪《流亡日日》
陳 知寧
閱讀《流亡日日》,有一種情感上的護短(雖然我到底是基於甚麼位置可以護他人之短實在是個謎),短處指的不是書中盡曝缺憾,恰好相反,作為出版物的博士論文前胎,乃至《流亡日日》的換骨,都極其精實;而是書裡所顯露的,極其理解的欲言又止與躊躇──亦即,鄧湘漪的涉入,乃至於投身,她所遭逢的一切可能在別的田野場域也用類似劇本發生的受傷,她拋出的大量的、在田野裡折射自身,或者照見/不見自己的懸問(然後答案,或者情緒真正導向的問題有時候被懸宕而無處理)。她受訪時表示:「(有趣的是,多數評論皆會提及『作者的自我揭露、自我曝現、甚至某種程度的自我告白』,然而,鄧湘漪不這麼認為)……『我其實很怕談『我』啊!』她解釋, 『民族誌的寫作是編排過的,素材來自真實的田野材料。例如,我在〈捷徑〉一章寫到自己繞塔時心緒沉悶的狀態,是要帶出我和報導人『梅朵』在大昭寺相遇的情境,用以鋪陳出梅朵的移動經歷。這些故事都是真的,但精心設計了寫作方式。所以,對我來說,民族誌裡的『我』並沒這麼多自我揭露,多是在回應報導人的處境。』」(博客來人物專訪)
我理解她的意思,當我開始進入田野後,在理解她的言說之外,也同時身在類似的糾纏處境內。書裡處理得不夠深入的乍看之下可能是議題(但這又攸關將論文改寫成大眾讀物,所針對的受眾問題),但其實真正隱身的是她自己,書本裡的情緒,真正的茅頭時常是隱而不現:「成為西藏人的一段旅程?」到底要基於甚麼成為?書裡那些對於艱困環境,乃至移動社群中私語瀰漫的生態的拒斥該怎麼處理?她的所有傷心都關乎於自己是異己,在田野裡遇到的所有困頓也是基於她和社群之間的距離,那成為的基礎是甚麼。又或者,退一步問,她是不是真的徒勞妄想成為?如果是,那她偶時對流亡社群生態的隱隱批判要該怎麼處理?假若所謂的成為,並不在講述她自己,而是敘說藏人如何地在流亡的旅程中,重新成為比流亡前還緊密的一個文化共同體,亦或,在流亡的過程中,藉由自成一格的教育體系等方法,所發展的(疆界不明的)「新國族認同」,那實踐過程究竟為何?
成為這件事,彰顯的不僅是「進入田野」的難題,同時也是回望傳統的弔詭。如果主體已是自己,他為甚麼需要「成為」?成為特定的文化身分,其實亦為生存技法,所有依照情境的行動策略,所有對於「原生文化」與「傳統」的強調,都可能是種戰術武器,日常即為「重構傳統」的操演。
書的最後一章節〈民族苦難的精神氣質:後殖民的心理糾結〉的最尾句:「你怎麼看西藏人是難民?」鄧回:「我很羨慕。」簡直語焉不詳到浪費了前面層層堆疊的論證與論證下的處境人生。羨慕的前提是甚麼?是折射了台灣的國族運動困境,所以在移動的身分中看到化解僵局的可能?還是純粹的情感宣言?鄧不意圖解釋,收束全書的結尾就跟前面所有她的絮語叨叨如出一轍,讀者只能基於「易受傷的田野」的框架前提來理解,而照不見困厄的根源。
這是一本未竟之書,我基於和自己經驗的疊合而無能評判它,但確實感受到《流亡日日》的雙重尷尬:一者是學術生產改寫成大眾讀物時,書寫語氣近似散文與民族誌的混種,既要處理背後的歷史成因,但同時又需要經營故事,於是在全書的主題結構上,就成了單篇成文,《流亡日日》的日日,彰顯的就不僅是日常,同時還是錯落乃至分散的題材選取;二者則是,在類似散文的行文方式中,自我的情感成了議題的鋪陳,成了讀者帶入感的徑途,但同時,也讓議題與自我接露的直面程度降低,閱讀時接收到的情感很強,但情感背後的主體其實語帶保留。然而,議題又是由語帶保留的情感陳述作為連結基始點而陳述。
《流亡日日》不斷叩問「存有的處境」背後要提出的其實是關於「我是誰」經典而永遠未臻完整的問句。鄧湘漪的書寫,最突異也最出色之處在於其實應當為例外卻苦楚地做為常態的顛沛日常,她從報導人的生命出發,曲折彎繞的鋪敘經歷,而非簡單的人權呼籲。
舉例而言,在〈生產與勞動〉篇章內,鄧相漪寫藏印族群齟齬時的細膩:鄧將流亡藏人當成一種文化身分,其藉由被凝視而得取的文化資本與資源,是藏印之間緊張的根源。然而,成文卻又不僅僅落入俗套的寫成一個「移動者霸佔優越位置,最後在階級上獲得優勢」的敘事;她亦爬梳了第一代藏人是如何藉由當開疆闢土的廉價黑工,才獲得了在印北山區的土地與現今已然緊縮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說,在長遠的藏印關係裡,並無一個絕對「高低位置」,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純良藏人被剝削」或者「好心的收留者被鳩佔鵲巢」的故事版本。
她寫流亡社區的耳語八卦、寫報導人的移動與渴望、寫作為難民的民族情感與物質生活盤算、寫山城作為尊者居住地「神聖性」與觀光化及爭取資源的世俗性,所有細節,皆為藏人如何適應與面對流亡後的情感轉折,以及共同重塑文化邏輯所造成的集體生命情狀。
我理解她的意思,當我開始進入田野後,在理解她的言說之外,也同時身在類似的糾纏處境內。書裡處理得不夠深入的乍看之下可能是議題(但這又攸關將論文改寫成大眾讀物,所針對的受眾問題),但其實真正隱身的是她自己,書本裡的情緒,真正的茅頭時常是隱而不現:「成為西藏人的一段旅程?」到底要基於甚麼成為?書裡那些對於艱困環境,乃至移動社群中私語瀰漫的生態的拒斥該怎麼處理?她的所有傷心都關乎於自己是異己,在田野裡遇到的所有困頓也是基於她和社群之間的距離,那成為的基礎是甚麼。又或者,退一步問,她是不是真的徒勞妄想成為?如果是,那她偶時對流亡社群生態的隱隱批判要該怎麼處理?假若所謂的成為,並不在講述她自己,而是敘說藏人如何地在流亡的旅程中,重新成為比流亡前還緊密的一個文化共同體,亦或,在流亡的過程中,藉由自成一格的教育體系等方法,所發展的(疆界不明的)「新國族認同」,那實踐過程究竟為何?
成為這件事,彰顯的不僅是「進入田野」的難題,同時也是回望傳統的弔詭。如果主體已是自己,他為甚麼需要「成為」?成為特定的文化身分,其實亦為生存技法,所有依照情境的行動策略,所有對於「原生文化」與「傳統」的強調,都可能是種戰術武器,日常即為「重構傳統」的操演。
書的最後一章節〈民族苦難的精神氣質:後殖民的心理糾結〉的最尾句:「你怎麼看西藏人是難民?」鄧回:「我很羨慕。」簡直語焉不詳到浪費了前面層層堆疊的論證與論證下的處境人生。羨慕的前提是甚麼?是折射了台灣的國族運動困境,所以在移動的身分中看到化解僵局的可能?還是純粹的情感宣言?鄧不意圖解釋,收束全書的結尾就跟前面所有她的絮語叨叨如出一轍,讀者只能基於「易受傷的田野」的框架前提來理解,而照不見困厄的根源。
這是一本未竟之書,我基於和自己經驗的疊合而無能評判它,但確實感受到《流亡日日》的雙重尷尬:一者是學術生產改寫成大眾讀物時,書寫語氣近似散文與民族誌的混種,既要處理背後的歷史成因,但同時又需要經營故事,於是在全書的主題結構上,就成了單篇成文,《流亡日日》的日日,彰顯的就不僅是日常,同時還是錯落乃至分散的題材選取;二者則是,在類似散文的行文方式中,自我的情感成了議題的鋪陳,成了讀者帶入感的徑途,但同時,也讓議題與自我接露的直面程度降低,閱讀時接收到的情感很強,但情感背後的主體其實語帶保留。然而,議題又是由語帶保留的情感陳述作為連結基始點而陳述。
《流亡日日》不斷叩問「存有的處境」背後要提出的其實是關於「我是誰」經典而永遠未臻完整的問句。鄧湘漪的書寫,最突異也最出色之處在於其實應當為例外卻苦楚地做為常態的顛沛日常,她從報導人的生命出發,曲折彎繞的鋪敘經歷,而非簡單的人權呼籲。
舉例而言,在〈生產與勞動〉篇章內,鄧相漪寫藏印族群齟齬時的細膩:鄧將流亡藏人當成一種文化身分,其藉由被凝視而得取的文化資本與資源,是藏印之間緊張的根源。然而,成文卻又不僅僅落入俗套的寫成一個「移動者霸佔優越位置,最後在階級上獲得優勢」的敘事;她亦爬梳了第一代藏人是如何藉由當開疆闢土的廉價黑工,才獲得了在印北山區的土地與現今已然緊縮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說,在長遠的藏印關係裡,並無一個絕對「高低位置」,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純良藏人被剝削」或者「好心的收留者被鳩佔鵲巢」的故事版本。
她寫流亡社區的耳語八卦、寫報導人的移動與渴望、寫作為難民的民族情感與物質生活盤算、寫山城作為尊者居住地「神聖性」與觀光化及爭取資源的世俗性,所有細節,皆為藏人如何適應與面對流亡後的情感轉折,以及共同重塑文化邏輯所造成的集體生命情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