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型作家Peter Su的名句:「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讓全台灣千百讀者為之著迷。人在簡單與複雜間的光譜中總是混亂地遊走,有時覺得自己終於擺脫了繁縟,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更多的累贅。這樣的結局讓人不禁認為,生命被我們誇大了,最終極最終極的簡單才是永恆的安寧。
但如果複雜屬於美麗,你還想要追求簡單嗎?
倘若四季的存在只是凸顯寒冬中最單純的死之花,那前三季的消亡便是它的養分:蝴蝶、沙灘、落葉床,只因我們厭倦了思維,忽略了消腐的過程也屬於豐饒。我們傷感的行旅終站,並不是簡單的愛或被愛,而是我們無法預言的美麗。
但如果複雜屬於美麗,你還想要追求簡單嗎?
倘若四季的存在只是凸顯寒冬中最單純的死之花,那前三季的消亡便是它的養分:蝴蝶、沙灘、落葉床,只因我們厭倦了思維,忽略了消腐的過程也屬於豐饒。我們傷感的行旅終站,並不是簡單的愛或被愛,而是我們無法預言的美麗。
敲打 內裡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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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斯.塞基 (Marcus Sakey)《異能時代》(Brilliance)那號稱結合犯罪推理、科幻驚悚與反烏托邦世界奇觀的首選小說,高潮迭起與層層翻轉的劇情,推測大抵是根據美國911恐怖攻擊,所謂公理正義與殺戮血腥的自省天平作為立意核心。
全書以反烏托邦式的寓言體講述1980年代,猶如神的國度一樣的美國領土,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地誕育出,不知該說是恩賜還是詛咒的異能者,肇因於如此不符常態的天賦異能,衍發造就平凡世界的天翻地覆,美國政府部門的「分析應變部」由此因應而生,旨在蒐羅散落各地的異能種子,於幼苗初期,便將之隔離管控,以達到「思想改造」並「據為府用」的種種目的。 故事便以職掌「正義」大纛,應變部裡的一哥尼克.庫柏追緝異能者的點滴開始說起,相較於公事公辦的冷漠追擊與操縱人心,私底下失婚育有二子並同為異能者一員的尼克,其實是個心地柔軟的溫暖父親。 一次大規模且死傷慘重的恐怖攻擊,與幼女異能天賦測試的迫在眉睫,逼使他痛下決心,決定捨身取義以換取妻兒一生的安樂和平,然而螳螂捕蟬卻是黃雀在後,所謂的陰謀算計與不懷好意,最終卻是害人害己,毒蠍之尾反害己。這才理解,沒魔就沒佛,公理正義的背後,是有什麼在操控。男女戀愛角力的機關算計裡,更有世界和平對峙恐怖主義的合理存疑,彷彿傾城之戀的刻骨銘心。 綜觀馬可斯.塞基《異能時代》全書,雖是以追緝犯罪的佈局始,然而卻涵容有基於國家目的延伸出的恐怖主義、社會安全議題與操弄人心便於管理的團體霸凌等諸多面向提出質疑,不啻可說是最具寫實諷刺意義的反烏托邦寓言,更可另外看作日本貴志祐介《來自新世界》成人版。 事實上,貴志祐介《來自新世界》以千年後的日本,歷經具咒力的超能者與無咒力平庸者的相互征戰,最終獲勝的超能力者於廢墟中建立由「八丁標注連繩圈起結界以護佑人類安全」的新世界,伴隨著夕陽時分揚起的德弗札克《歸途》音樂,那些不可思議生物群體的覷見流連,彷彿也跟著歷史與生命的真相,埋入黑夜。 相較下,前者根基美國現實國家安全脈絡對應種族熔爐、恐怖主義與執法者的內外征戰及煎熬,後者則偏向青少年女冒險成長的戀愛奇想,皆是平庸與天賦異能者的相互征戰(只是獲勝方不同),然而兩者卻同等的於未來科幻的反烏托邦裡,發出對善惡人性落入權鬥利益圈套的呼聲迴響。讓人不禁聯想勵志型作家Peter Su 所言:「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可遺憾的是,生命種種,往往百轉千迴,更遑論人性內裡,叫人動魄驚心的繁複黑暗。 |
意外?抑或本意
《超時空要愛》中的關公 陳俊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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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時空要愛》(1998年)為香港導演黎大煒執導,編劇則是技安(劉鎮偉),片長計95分鐘。演員之中,不乏台灣觀眾較面熟的臉孔,例如飾演警察劉一路、諸葛亮的梁朝偉。本部電影本意應是探討愛情觀,電影一開始即以劉一路失戀並自道對愛情的看法開始。並於電影中間醫院太平間片段時遇到女主角素群(韓國演員趙銀淑)的元神,雙方裸體相見,符合了開頭劉一路期待的男女交往模式。當兩人元神來到了三國時期,劉一路附身在諸葛亮身上、素群附身在呂蒙身上,也有劉一路自道人生應著眼未來等的說辭。很可惜的是,愛情觀的部份並沒有成為這部電影非常吸睛、或者經典的部份,即使以元神穿越時空的概念在當時是如此前衛,終究環繞著愛情部份的戲份稍少了些。
反倒原本在男配角關公(王衛國飾演),孤獨,被當成一個主題進行了大篇幅的詮釋。電影本意是否有意型塑出一個關公的經典形像,似乎很難推估。肯定的是充斥在電影之中諸多的搞笑橋段、臺詞,幾乎圍繞著關公出發,乃甚至於有些為搞笑而搞笑的狀況。關公乃神格化之歷史人物,其神聖性、經典性無須多言,亦廣為觀眾熟知。電影從頭到尾將關公置於狀況外的處境,合理地展現關公應有的人性、情感的一面(例如在文武廟場景思念兄弟劉備、張飛),符應於藝術真實的原則。 另一方面,有穿越時空的設定,製造了古人、今人相隔一千七百年的觀念、認知的碰撞,以及總總因此延伸的笑點。能在不損害關公既定形象的前提下,用現代人戲謔、諧擬的方式,達到褻瀆關公的快感。例如在文武廟場景,廟祝林叔臺詞曰:「關他個屁啊!他是這個村裡頭倒大糞的!每天倒完大糞就來找我,叫我陪他釣釣魚呀下下棋什麼的。」又說:「大概昨天晚上他輸糊塗了,從廁所出來就說自己是關公,還叫我帶他去蜀國。數錢我會,蜀國我沒路。」引起了觀眾發笑、愉悅的反應,尤其是開頭那句髒話。正因為古今碰撞,無論是在文武廟場景、抑或三國場景,常常出現關公跟其他人物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 關公:你讓我想得好苦啊!我真的想得你好苦啊。 胡金定(廟祝林叔的元神附體):我也想得你好苦啊!上次在廟裡玩牌九,你欠我的錢還沒還給我呢! 關公:娘子,你何出此言呢? 又或者,關公本要找人訴苦商量,結果還被氣頭上的諸葛亮(劉一路)講了些風涼話: 關公:大哥跟三弟,原來他們有龍陽之辟。 關公:軍師! 諸葛亮:什麼事? 關公:大哥跟三弟他們有龍陽之辟。 諸葛亮:那你還不擺兩桌恭喜他們!男也行,女也行,怎麼都行啊! 關公:軍師,你… 關公元神來到了1998年的香港,面對的是舉目無親的困境,以及巨大時間間隔造成的陌生感。在三國場景,雖然可以在死前見到自己的大哥、三弟、妻子等熟面孔,但是又由於遭到現代人的元神附體,因而諸多舉措都讓關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於讓他非常苦悶。如果觀眾再深刻一層體會,這些關公的親友們,卻反過來想要加害自己,這不禁亦讓人黯淡神傷。這是《超時空要愛》中,很具深度的構思。 電影最後,眾人們元神回到了現代,在巴士上本來可以有一段彼此抒發人生經歷的戲份,包括劉一路本身在帶回素群失敗以後、其心路歷程如何。很可惜,電影非常熱鬧地展現每個人的遭遇之後,似乎很快收場了,留了很多可以進一步闡釋的地方。實際上,眾位角色之間的互動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遭遇,也是電影頗多片段展現,其中卻有主題隱而未發的地方。當初電影構思的時候,應為展現愛情觀的討論,然而全片沒有謹守這一主題、沒有完成此一終極目標,反而呈現了不錯的副成果,應當也屬於「作者之意」與「讀者之意」的落差。 |
催生智慧的方式
學思達國文教師的挑戰與回應 邱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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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段考過後,學生總抱怨我出的國文考題太難,同領域的老師,也常給予許多回饋與指教。最近有老師問我,在設計考題時,是否非得測驗學生深入解讀文本的能力?我們在教學時,一定要把文章分析得這麼複雜嗎?可不可以只要讓她/他們學生對文本有點印象,然後得到閱讀的樂趣就好?難度太高的題目,是否會打擊信心,進而降低學習動機?你上課講這些深入的文本分析,以後用的到嗎?在國中階段,可不可以只要學會字詞的形音義,以後知道怎麼用就好?你的教學和評量方法,是否適用於所有程度的學生?成效如何?
在提問的過程中,這位老師雖不免有些較尖銳的質疑,但我還是非常感謝他的指教,因為我知道,是我的考題,讓我們開始一起思考、辯論,在國文課裡,我們究竟要透過什麼方法,來教會學生什麼能力。 傳統講述法是一種「嚼飯予人」的過程,老師先把豐盛的知識嚼一嚼,用自己的口水分解一下,然後把其中最美味的部份消化消化,再餵給學生吃,但上課二十分鐘之後,有的低頭就睡;兩週之後,有的只記得笑料的味道,說不出自己吃過什麼;幾次段考過後,有的從此倒盡胃口,無緣及格。深諳講述法但不明所以的老師,或因此惱羞成怒,覺得學生無可救藥,於是只好效法自己的老師,不斷為學生貼上「一代不如一代」的標籤,以掩護自己教學無方的事實;或因此深受打擊,只好把自己的標準一降再降,拉低整體的素質和水準,限縮彼此的眼界,和學生相濡以沫、掩耳盜鈴,享受著天下太平的小確幸。 然而,我們是否曾認真嚴肅地思考,自我膨脹的「貼標籤」,或自我矮化的「小確幸」,是不是都過分簡化了教育問題?我們是不是低估了學生的潛能,而用自以為理想的方法,把學生教笨了? 根據美國教育學家 Edgar dale 所提出的學習金字塔理論,老師單向傳遞知識、學生機械式聽講或作筆記的傳統講述法,學習成效只有5%。換言之,一個學生如果只是單向聽老師講課,經過兩週之後,只會記得5%的內容;若透過小組討論,獲得的知識是50%;透過實作(動手寫答案或上台發表)獲得的知識是75%,而透過教會別人所記得的知識,則高達90%。 這種深具啟發的研究結果,對老師來說至關重要。過去二、三十年的教學和評量方式,有的已不適用於瞬息萬變的今日。老師不能再為了貪圖備課的方便,自我感覺良好,頑固地堅守某些不合時宜的方法,繼續糟蹋學生的時間和尊嚴。如果老師願意與時俱進,付諸行動,開始嘗試改變以往的教法,學生就有被改變的契機。同時,透過新的教法和學生磨合,從中不斷反省和修正錯誤,最後也會逐漸強化老師的實力,並摸索出更多元的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用「學思達教學法」來上課,依「自學、思考、表達」核心,設計問題導向的講義,把學習主導權還給學生,運用競賽機制引導學生分析文本、分組討論並上台發表答案。學思達課堂上,熱烈的討論或言語交鋒,雖然讓我的班級經營能力備受挑戰,卻真實生動地呈現了一堂國文課該有的樣子──讓知識貼近生命,讓生命之間的思想和情感產生流動。 例如,在〈五柳先生傳〉的課堂,學生們置身「我是陶淵明」的道德兩難困境,思考究竟要違逆意志,對權力卑躬屈膝,換取百萬年薪養家餬口?還是要犧牲家庭,甘冒讓妻小挨餓受凍的風險,以捍衛道德良知與人格尊嚴?在《三國演義》「空城計」的課堂,學生們化身為名偵探柯南,質疑司馬懿「自飛馬遠遠望之」,如何看見孔明「笑容可掬,焚香操琴」;激烈爭辯孔明的冒險應變,究竟是「聰明」還是「智慧」,並踴躍表達如果自己是孔明,作為一位領袖,應該具備何種能力。 這些思想流動、情感共鳴及各種令人驚豔的創意,不禁讓我深思,究竟是學生把問題想得太複雜?還是我們把學生想得太簡單?因此,面對「一定要把文章分析得這麼複雜嗎?」、「學生可不可以只要學會字詞的形音義就好?」這類提問,我們應該問的也許是:「文本的多義性,只能化約成單一詮釋與價值嗎?」、「簡化學生的思考、低估學生的潛力,不會讓學生產生畫地自限的自證預言(Pygmalion Effect)嗎?」 那麼,我們究竟要透過國文課,教會學生什麼能力?近年來,國中教育會考國文考題的命題趨勢,早已從語文的基礎認知與理解(形、音、義、注釋、語法、修辭法等),轉向句段與文本的詮釋分析(閱讀理解)。從教育的前瞻性而言,我們應該培養學生思考、分析、演繹、歸納、統整、討論、判斷、表達、應用等能力;從人文學科的角度而言,我們更應把文本納入社會文化脈絡當中,啟發學生深刻的人文省思與關懷。因此,增加國文段考試題難度,提高閱讀理解題和非選擇題的比例,正是為了訓練學生,及早發展未來進入社會所需的能力與素養。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如果我們可以掘發文本的現代意義,連結學生的生活與生命經驗,設計由淺入深的問題,逐步搭建具有挑戰性的學習鷹架(Scaffolding),提高學習位階,讓學生對所學的知識產生現實感,對複雜豐富的世界產生好奇,說不定,現在坐在你我面前的孩子,都將是未來的風流人物、未來的司馬懿和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