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修斯的返鄉之旅顯得崎嶇。巨人、水妖、求婚者,一切的阻饒讓旅程消了磁,讓一條簡單的返家路漸漸失去了指南。
在我們的認知裡,路是線性的,人總會到達路的彼端,所以旅程一定會結束,家一定會讓旅人抵達,既然我們還在行走,就代表那遙遠陳舊的記憶正藏在未來裏頭,沒有期限,更不會被什麼人保存。
但有一天,我們在路上失了足摔倒,爬起來後才發現我們習慣的步伐踉蹌,微弱且混亂的方向感逐漸把我們帶離原有的認知,這時我們才驚覺,彼端那頭熟悉且嚮往的事物,像是一部損毀的指南,再也無法將我們帶往未來……
在我們的認知裡,路是線性的,人總會到達路的彼端,所以旅程一定會結束,家一定會讓旅人抵達,既然我們還在行走,就代表那遙遠陳舊的記憶正藏在未來裏頭,沒有期限,更不會被什麼人保存。
但有一天,我們在路上失了足摔倒,爬起來後才發現我們習慣的步伐踉蹌,微弱且混亂的方向感逐漸把我們帶離原有的認知,這時我們才驚覺,彼端那頭熟悉且嚮往的事物,像是一部損毀的指南,再也無法將我們帶往未來……
公路 沒有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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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53屆金馬獎開幕片以及入圍八項提名的《一路順風》,是2016年臺灣最美的風景。透過許冠文與納豆攜手合作,讓鍾孟宏導演的黑色幽默持續在此片發揮,另外更加入青一色的高演技男演員們,使整部電影可看度提高不少。《一路順風》在一開始便運用兩條敘事線的方式將黑幫與邊緣小民同時作比較,利用剪接方式一邊呈現黑幫內部的生意運作,另一邊則是老許與納豆被迫一路向南的公路之旅。
《一路順風》全片中使用完熟的運鏡手法自然地紀錄臺灣風情,也同時結合著黑幫元素與幽默的美學,比如黑幫敘事線的畫面出現了長得不像話的沙發,或是明明氣勢逼人,卻待在倒下的廢棄保齡球館裡。自己擔任攝影的鍾導,以不斷拉近的特寫鏡頭勾勒加害者與被害者間權力之爭,更運用濃烈的色彩選擇與濾鏡,烘托出黑幫的凶險。從安全帽與鋸子的道具來作畫一場血光之災,再加上快速黑畫面的節奏感,凸顯小弟阿文只能任人宰割的恐懼。音樂更是此部電影的靈魂,鍾導抓住背影音樂與畫面的結合,日文歌曲從廣播中開始播放,此時命運舵手開始轉動。谷村新司的歌聲持續跟著戴立忍與小弟、老許與納豆兩幫人的命運,利用歌詞內容悠悠唱出宿命般的兩幫人同走在這條路上,卻有迴異的命運。當小弟精神不佳導致賓士車走火爆炸,戴立忍連滾帶爬得逃離現場留下慘死的小弟,而納豆卻是拼了命地也要買到小籠包回來找老許,兩條線剪接在一塊更能襯托老許納豆兩人雖是萍水相逢,卻比黑幫更重視「情義」。 面對公路電影,鍾導採取的方式是旁敲側擊法:鏡頭先從人的樣貌帶到車身,再從車子到視野遼闊的景色,既探討人生也探討命運道路的可能。鍾導曾多次運用擬人化的方式讓車代替人,例如他之前拍的汽車廣告就可以看見,更可以說鍾導非常會拍車奔馳的模樣。從黑幫的賓士車到老許的20多年老計程車都可以看見導演的設計與剪接巧思:車即是人,人即是車。在電影一開始小弟開車送大哥戴立忍前往機場,對他說句:「老大,一路順風」,畫面卻是停留於倒影在大樓外觀的賓士車身,剪接手法讓車子仿若在說話,又或是時常讓車子置身在北部街道、南部許多鄉間小路,景框中的車子與人同時被大環境所環繞,我想這便是鍾導熟稔於劇本的架構,在同一刻發揮車即是人的趣味,也熱切地想讓觀眾一覽臺灣風景。雖然賓士車速度快及穩,卻容易因為駛快而翻倒爆炸,猶如黑幫人得隨時顧忌是否有敵人準備來圍剿自己;20年老計程車雖舊卻五臟俱全,也是養活一家子的生財工具,更是老許自嘆生活裡僅有的「自己」。 自然的對話中,有鍾導拋出的人生哲學。反覆揣摩著老許外來者身分的鍾導,將外來者隱喻融入在小籠包裡。用觀光客最愛的鼎泰豐小籠包做為老許心心念念的美食,從對小籠包的遺憾,到對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少了的感嘆。在臺灣土地上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都在此成了縮影,他們無依無靠,只能把臺灣當成家,像是觀光客般想吃上一籠鼎泰豐的小籠包便已滿足。老許以小籠包作為自己人生道路的遺憾。在與納豆自然的對話下,可以看見老許已然妥協自己外來的身分,使用不標準的國語無奈說著:「現在不算是香港人囉,算是臺灣人囉!」 鍾導也很喜歡反覆提到關於命運的道路,就像在電影《停車》裡提到:轉個彎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當老許和納豆暫時脫離險境時,開車卻開到窮途末路時,鏡頭一拉遠其實只有那長長一條路,長路被兩邊的水田所包圍,運用空拍式的視角仿如上帝的眼光,對兩人的命運開了個玩笑,卻還是給他們一片美景。這條往南的命運之路,是走向黑幫必定殘破而不幸的未來,亦是讓活得如邊緣人般的老許與納豆,抓住光明而溫暖的希望。 因黑道的恩怨而被迫關在後車廂的兩人,不知是否還有明天,進而讓老許展開心中那個只屬於他人生道路的遺憾,並以小籠包作為他生活的悲哀縮影。他們靜靜品嘗鼎泰豐的小籠包,當納豆真誠地對老許說聲:「生日快樂」時,藏著許多情緒的老許像是抓住了人性剩餘的一點光輝,在此也可以感受到導演對臺灣土地、對人有著溫厚的情感,那盅小籠包也是導演想給予觀眾一份最深的祝福。 |
投針 實驗與逝去的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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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法國博物學家蒲豐( Buffon )提出了著名的「投針實驗」。一次宴席中,他鋪出了一張畫有數條等距平行線的白紙,接著請賓客將預備好的小針隨機地投擲紙上,蒲豐本人則在一旁記錄下針與平行線相交與否。摸不著頭緒賓客們依言照做了。宴會的最後,蒲豐宣布,根據方才的實驗,我們得出了圓周率的近似值,3.142。這是數學史上第一次不藉由幾何學而取徑機率論得出圓周率。理論上,只要投針的次數夠多,隨機程度夠高,我們就能越接近圓周率的「真相」。即便現今有了程式化方法藉由電腦模擬運算投針試驗,圓周率的下一位數,下一位數依然無法逆料,我們投下了無數隱形的針,但仍被困在「完整的圓」的想像中。
在閱讀《狂野追尋》的過程中,我不時想起蒲豐的實驗。智利像是根長長的針,落在南半球的緯線上,拉美人的命運無可避免地與之交錯。博拉紐 1953 年於智利中點的聖地牙哥出生, 1968 年舉家遷至墨西哥,輟學後,博拉紐成為了一名記者。 1973 年皮諾契政變前夕,自 1960 年代起便自詡為托洛斯基分子的博拉紐返回故鄉「協助發起革命」,卻被捕下獄。所幸兩名獄警是昔時同窗,八天後,博拉紐獲釋出獄,返回墨西哥,並於 1975 與馬力歐・聖地牙哥( Mario Santiago )一同發起了「現實以下主義」( Infrarrealismo )運動。這是拉丁美洲前仆後繼的文學結社中又一次無足輕重、旋生旋滅的小運動,《狂野追尋》的角色們便以此時此地為背景,向著有形無形的荒野展開了冒險。 《狂野追尋》的第一部是一位熟諳中世紀文學掌故和詩歌形式的惘惘青年加西亞・馬德羅的日記。他在一次詩歌課堂上結識了四處踢館的阿圖羅・貝拉諾以及烏利塞斯・利馬(這兩人便是博拉紐與聖地牙哥的化身),由是加入了名不見經傳的「內在寫實主義」社團,一段糾纏著文學與費洛蒙氣味的揚烈羅曼史於焉展開。日記止於1975年末,馬德羅與貝拉諾一行人出逃墨西哥北的索拉諾大沙漠,不知所終。 第二部則是四十餘人的口述片段,透過零碎線索,逐漸拼湊出了內在寫實主義者們此後二十年間的後話。佔全書約三分之二強的此部即名為「狂野追尋」(又譯「荒野偵探」),伴隨著內在寫實主義的消亡,貝拉諾和利馬隱約出現在與談者的對話中(奇妙的是,進行這連串訪問的究竟是誰呢?)。破碎而畸零的資訊難以完整拼湊出他們完整的生命軌跡,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旅途的起點是尋找「第一代」的內在寫實主義擘辦者西莎莉亞・蒂娜赫蘿的下落。這位神秘的創辦者只留下了一期雜誌和一篇詩作,從此消失在索拉諾大沙漠中。貝拉諾和利馬執迷追尋著,不知不覺地也陷入了現實的漩渦。 最後一部則回到馬德羅的日記,記錄下了 1976 年間一行人在沙漠中的上下求索以及此後二十年一切無可逆料的發軔。 博學強記的博拉紐描寫出了拉丁美洲(甚至加上了自己的虛構)無光晦暗的一小塊斷代史。相較於墨西哥乃至世界詩壇光芒萬丈的帕茲(Octavio Paz),內在寫實主義的文學運動顯得徒勞,政治意圖亦屬可疑,似乎正如博拉紐於書中自嘲的「流氓無產主義:知識份子的童年症狀。」這群浪蕩者似乎無可失去也無所追求,生命中唯有文學與愛情(毋寧說是肉慾)。書中無處不在的眷舊與哀愁恰正勾勒出了一個逝去的武林,在第二部中,幾位參與書展的作家們各自闡述了自身對於文學的看法,訪問末都以「一切以喜劇開始,將以……結束。」收結。這些說法除了像是觀看快轉的植物生長紀錄片般見識一座座山頭森林的興衰演替外,似乎也隱隱呼應著黑格爾所言「歷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歷史或人物都會出現兩次。」而馬克思補充的後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喜劇。」那麼,文學的終焉又將孰喜孰悲呢?並且,為什麼是以喜劇開始?這意味的是顛覆,抑或是他所身處其中並隨之殞身的文學叢林本就是歷史的重複?一如書中的貝拉諾承繼了已於1920年消亡於沙漠中的內在寫實主義,這個再生、重生的文學團體,從開始便帶著「倒退走」的鄉愁氣味,並且可以說他們自我作古地試圖背負與理解所有拉美人流離的宿命(書中貝拉諾說了一個小故事,他們太孤獨了,以至於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時間上,書中人物歷經了 1968 年墨西哥自治大學的學運(這位事發時躲在文學院廁所裡的「墨西哥文學之母」會在《護身符》中再次出現)、 1973 年的皮諾契政變(十年後的1983年,一群人在九月十一號悼念這個日子), 1985 年的墨西哥大地震(發了瘋,或眾人以為發了瘋的金姆問起是否有親友死在了這場大地震中);地理上,他們走遍了墨西哥、西班牙、美國、以色列、賴比瑞亞、巴黎等地,甚至窮索了墨西哥北部的每一吋土地。這並非線性歷史或有旅途終點的公路小說——或許這就是博拉紐採用如此的破碎書寫方式原因之一——而像是一艘困在不知長短,所見茫然的暴風雨中小船中所見所錄的景象,風浪中博拉紐拋下了無數根針,試圖定住並理解這個時空,卻只能無止盡的逼近一個並不完整的圓。或許也是因為如此,他選擇留下了謎團般的數字予讀者繼續猜想,直到他啟示錄式預言的2666年到來,畢竟「一切以喜劇開始的,終將以一個神秘的題目結束。」 |
時代 異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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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個星空圖是為了萬一能划船逃離綠島的話,至少不會在太平洋裡迷失。有星空圖就能找到台灣的方向。」一九五○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因「台北市工作委員案」遭到逮捕並被判刑十年的胡鑫麟醫師,被迫加入了前途未卜的死亡行軍。自彼時的軍法處、現今的來來大飯店出發,前往鐵路縱貫線--專辦貨運的華山車站準備到基隆,終點不明。五月十七日,一個南風天,自登陸艦上下船改乘舢舨登陸,一路踽踽而行,「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第一任處長姚盛齋少將的訓話聲裡,命運揭曉:「我代表十字架,跟著我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關於胡鑫麟醫師,可參考:林世煜,〈那一夜〉,「寫給台灣的情書」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2728123.html)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同時也是台灣解嚴三十周年。全台各地接連舉辦了一連串的相關紀念性活動,國人對政府如何落實「轉型正義」的討論也再次升至沸點──偉人功過定奪、中正紀念堂之存廢、相關檔案之徵調公布、歷史責任追究等等,無不喧嘩。 回顧我國「轉型正義」發展,1970年代以前的台灣社會長期浸淫在強人治下的威權體制,「人權」不被政府當局重視以外,人民對其的認識亦有限。然則1970年代以後,面對外交的接連挫敗,有智之士開始覺醒、群聚,帶領人民與社會輿論開始衝撞過往堅固的黨國神話,終於逼得政府當局不得不放棄對自由化、民主化的禁錮。社會各界發起了平反運動,要求中央政府正視我國歷史上的暗黑扉頁。這點我們亦能在綠島從「監獄島」至「人權島」的形構過程中看見。 綠島自日治時期便因其地理不易到達性而於島上成立「浮浪者收容所」(1912-1920),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後,更是陸續成立了一連串的囚禁場域──「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1951-1970)」、「警備總司令部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1970-1993)」、「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1972-1987)」,以及轉型收容刑事罪犯的「綠島技能訓練所(1993-2002)」和「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1972-)」。此種「監獄文化」無疑是種外來文化,某種程度上脫離了地方發展聲響,然而這樣的文化符碼卻早已被深深植入在所有台灣人的心中。 陳欽生,被控為「馬來西亞共產黨,來臺從事顛覆政府工作」,判刑十二年。漫長的囚禁,印象最深刻也最無法原諒的,是不識字的母親一個人搖搖蕩蕩地從吉隆坡轉機到香港後再到台灣,然後又搖搖蕩蕩地從台北搭了兩天的船到綠島。如此辛苦,卻因為走錯了監獄,就被一句「沒有這個人」給打發回台灣。不氣餒的母親回到了台北,節儉用著每一分盤纏,就是希冀能見到兒子一面。幸而故事的情節並不僅有悲傷。最後,陳前輩的母親因為一些因緣際會的巧合,得到了退休的某將軍協助,總算順利見到了被關在綠島的兒子。陳前輩說,當他看見站在接見室的母親時,當下心情真的是全然地不敢置信。一個大字都不識的母親,怎麼可能有辦法獨自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我一定會活著回去,你放心。你都等了那麼多年,你的兒子不是那麼沒用的人。你等我。」然而這個等待太過漫長。服完了十二年的刑期,又是二十一個年頭過去,陳前輩才被政府允許回到馬來西亞。幸好,母親依舊守著諾言,等著他回家,等著他的奉養。(《謊言世界我的真相》,前衛,2017) 隨著時間歷程發展,台灣社會追求民主化、自由化之訴求不再能被政府壓抑,因此,綠島的轉型其實也是代表著臺灣在追求人權的具體表現: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象徵威權、軍法審判平民的「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裁撤。1993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人民亦終能免除「二條一」之惡法刑責。另方面,面對威權體制瓦解,全臺各監陸續裁撤或轉型,綠島地方亦開始思索己身定位,力求轉型並洗刷「監獄島」惡名。1986年,「綠島風景特定區」計畫頒定。鄉公所進行各項改革,嘗試從地理特性--海島海洋--做為特色地方的轉型可能。1990年,「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正式在綠島成立管理站,協助推動各項計畫以外,也象徵著綠島於我國之定位轉型,朝「觀光島」邁進。 1996年,法務部擬將「綠島感訓監獄」改為「綠島分監」,消息走漏,社會焦點再次聚集。受難者遺族與台灣社會除了要求釐清責任之歸屬和歷史真相,保留「白色恐怖」時期之黑暗歷史遺址的呼聲亦被喊出。借鑑德國之轉型正義經驗,我們能發現其除卻歷史究責、將加害者的醜惡與被害者的遭遇及反抗寫入教科書以外,更重要的是將「受難地」保留並轉作紀念館,公開檔案史料,並結合學術研究等,進行教育推廣。綠島方而有了後續「人權島」之轉型──2002年12月10日正式開放的「綠島人權園區」,以及2011年正式納入新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所管轄。 籌備處成立迄今儘管努力於臺灣人權教育與推廣,我國社會對此段歷史的討論亦日趨熱絡。然而,由於官方在初始未有一套完整性的系統規劃,業務歸屬繁雜,不啻造成籌備處轄下的兩個園區於成果推動上的成效不易被多數大眾看見。更甚者,「綠島小夜曲」的一片誤傳──人人皆以為綠島監獄只有囚禁刑事要犯的黑道角頭,進而忽略了台灣人權/政治受難者們的先行身影。 對於往事,陳欽生前輩說,其實對現在的他而言,每講一次,心情就再平靜一點。儘管回憶仍舊如魘,揮之不去,夜夜難眠。然而他會選擇站出來一而再、再而三地訴說他的故事,是因為他深愛著腳下土地,他以身為臺灣人為傲,所以他必須讓更多的人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他對當時的執政黨已經沒有仇恨,真的,只是他還是想知道真相,想知道、為什麼是我們。 綠島自「監獄島」轉型成為「觀光島」、「人權島」,此項進程無疑代表著我國在人權方面自黑暗趨向光明。今年是「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開園的第十五年,空間硬體已挑起「轉型正義」討論下所賦予的任務,然而官方要如何於軟體、於歷史記敘、於國家記憶方面落實,真正為亡者安魂、為家國鎮魂,使我們告別「臺灣監獄島」,只怕仍是條漫漫長路,有待努力。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喲你為什麽還是默默無語 ──〈綠島小夜曲〉 |